导读：本报告深入剖析了中国过去三十年“土地财政”发展模式的兴衰及其所遗留的深层结构性问题，并提出“低空经济”作为破解困境、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新范式。

当我们尝试去回答低空经济为当下的中国社会提供了怎样的价值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回到30年前那个历史的分岔路口，去理解当前所面临的困境是怎样的？又是如何形成的？以此触摸当下发展低空经济的背景性条件，并形成更加清晰准确的问题意识。为此，我们摘要了《土地财政转型与发展低空经济的理论建构》报告中的主要内容，期望抛砖引玉，以飨读者。

本报告深入剖析了中国过去三十年“土地财政”发展模式的兴衰及其所遗留的深层结构性问题，并提出“低空经济”作为破解困境、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新范式。

土地财政的兴衰与“内生性剩余积累”

土地财政是特定历史时期制度演进的产物，其核心机制是地方政府对城乡土地的垄断性支配权，通过差异化供地策略获取土地出让收入，支撑城市建设。这一模式的成功得益于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政府垄断、土地金融化工具创新（如土地储备制度和城投平台融资）以及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它经历了1994-2003年的制度探索期、2004-2013年的高速发展期、2014-2023年的顶点调整期，并于2024年进入转型攻坚期，标志着增量扩张时代的终结。

土地财政在特定历史阶段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它加速了城镇化进程，中国城镇化率从1993年的28%跃升至2024年的67% 。同时，土地财政成为产业发展的组织平台，通过差别化供地策略吸引制造业投资，推动产业园区和产业链整合。在社会维度，它协调了转型期社会矛盾，通过征地补偿和专项资金弥补社会保障不足，并激活了农村土地流转。

然而，随着发展阶段的演进，土地财政的内在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导致了系统性挑战。主要表现为：

财政可持续性危机：2024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近20%，地方债余额突破40万亿元，导致多地财政困境。

房地产过度金融化风险：2025年6月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高达7.69亿平方米，居民杠杆率升至65%，房地产挤压实体经济。

城乡发展失衡加剧：城市发展呈现马太效应，一线城市持续集聚，而收缩型城市面临人口流失、土地贬值，农村土地权益实现困难。

要素配置扭曲与创新抑制：长期依赖低价工业用地导致产业低端锁定，高房价抑制创新和生育率（2024年生育率降至1.0），过度开发导致生态承载过载。

这些问题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转型的系统性“路径依赖”和“结构性失衡”，形成了经济、社会、空间、制度和生态等多维度的“代谢剩余” 。

“低空经济”：破解“剩余”与重构发展范式

面对土地财政积累的深层问题，报告提出“低空经济”作为新的发展动能和治理范式，有望消化这些“剩余”。

化解债务性剩余：通过将低空场景、垂直起降场，数字基建等新型基础设施资产纳入“新型基础设施REITs”范畴，以及建立“时空数域开发权质押”制度，替代土地抵押债务，提供新的融资渠道。

盘活空间性剩余：低空经济可对闲置和低效空间进行立体化改造和利用，如将废弃工业园区转型为无人机测试基地，或将烂尾楼盘屋顶改建为垂直起降场，盘活存量资产。

消解社会性剩余：通过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如无人机运维师、调度师）和价值分配机制（如“集体时空数域合作社”、“转岗技能证券”），促进社会公平，解决高房价导致的财富分配不均和代际负担转移问题。

突破制度性剩余：构建新的财政收入来源，如“时空数域场景特许经营费”、“低空数据资产交易税”和“低空基础设施REITs”，逐步替代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相关税收，引导地方政府回归公共服务职能。

为实现这一转型，报告提出建立“三维公地”治理范式，对“时空数域”进行制度重构。在产权制度上，坚持“时空数域国有、分层确权、公益优先”原则，避免时空数域垄断，确保收益普惠共享。在财政替代上，构建以时空数域使用和数据流转为基础的新型税源体系。在组织创新上，建议设立“跨域低空管理部门”并推行“社区时空数域协商机制”，以打破地方政府“公司化政权”的桎梏，实现治理模式的根本性转变。

低空经济不仅是经济转型，更是对土地财政造成的社会创伤进行修复，通过技术手段矫正空间不公，并终结代际剥夺，促进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